在上期的《特朗普治下的美国 将与中国发生怎样的碰撞?(二)》中击败实力对手,新晋球队晋级下一轮,花熊针对美国相对于中国的一大遥遥领先之处,即软实力(尤其是科技力)进行了阐述。而在当今的世界博弈中,一国对其他星空体育国家的任何优势都可转化为有形或无形的“武器”,从而以政治、经济和军事这三大影响力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次要提到的战时经济(又名“战时生产体制”)亦是如此。
1989年版苏联地图
中国和美国在经济实力上的巨大差距,很多人都心知肚明。当然,经济上的差距是可以通过日后长期的发展与改革来弥补、追赶,甚至是超越的。而且,单论经济领域的不足也并不等同于说中国无力在其他领域达到与美国比肩的程度。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冷战时期的苏联,从当时苏联官方发布的经济指标来看,身为两极之一的苏联,其在总体经济指标发展到最顶峰的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时,工业总产值也只是达到了美国的70%左右。
当然,苏联的经济辉煌并未持续多久。1983年时,日本的GDP就超越了苏联。不过,这丝毫不意味着日本的综合国力也因此超过了苏联。在此,花熊并非宣扬被今日所公认的僵化的“苏式”政治与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如何如何,只是想说在国与国的竞争博弈下,经济仅是多个衡量实力的指标之一。从当前中国实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及近年来持续推进的“全面改革、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等工作来看,中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稳定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希望还是很大的,与身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之间的差距,也依然在减小之中。
美国的军工生产能力长期居于世界顶点,图为F-35战斗机生产线
不过,中国的经济前景虽然光明,但在“经济服务军事”的领域上,花熊以为击败实力对手,新晋球队晋级下一轮我们与美国的差距或许并未缩小,甚至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在中国未来的国力发展与对外影响力扩张中,国家经济力对军事力的支撑作用,将是一个尤为重要的课题,更是击败实力对手,新晋球队晋级下一轮我们追赶美国的一大重点所在。
国家安全与综合国力对外投射时的重要保障——战时经济的实力支撑作用
如同花熊在《特朗普治下的美国 将与中国发生怎样的碰撞?(二)》一文中提到的那样,“全球一体化”等概念的提出并得到广泛认同,使得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持续加深。如此带来的一个极大的好处就是,类似一战和二战的全球性世界大战的爆发风险随之降低。
冷战结束后,北约各国军费开支普遍呈现下降趋势,其中一些国家的军费不足GDP的1%
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子就是,冷战结束后,欧洲多国(尤其是许多北约成员国)的军费开支占GDP百分比都长期处在一个极低的水平。一般来说,在非战争状态下,若不想对经济发展、国家支出和人民经济负担造成不良影响,一国的军费开支不会超过GDP总量的5%。然而,冷战后许多欧洲国家的军费开支往往连国内生产总值的1%都不到。即使是世界霸主美国,其在2016年的军费开支也只是GDP的4%左右,而这在发达国家中已经是独一无二的高水平了。
对于中国来说,世界大战爆发风险的降低固然有利于击败实力对手,新晋球队晋级下一轮我们踏踏实实地建设国家。但在花熊看来,战争几率的降低并不足以令中国放松对战时经济能力的投入与发展。在未来中国于全球范围内谋求更大的生存于发展空间(尤其是市场)时,战争实力、战争实力发展潜力、战时经济能力等皆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保证。因为一国的军事力并不仅在战争时期才会发挥作用,和平年代下的对外威慑力和对战争威胁的抑制力依然尤为重要。
正在生产导弹的中国军工企业
为了避免乏味的数字式说明与比较,花熊依然以相对生动易懂的例子来进行阐述。在这里,我们不妨以二战中的纳粹德国与苏联为例,看一看战时经济的重要性:
一般认为,在国与国爆发战争时,若排除掉政治、领袖意志、国民对战争的支持与否、外部势力作用……等等一切的影响。单从国力角度来看,一个最为简单而明显的道理在于,战争其实是两个国家之间于资源总量层面的较量。当然,之所以将其称之为“最为简单”的道理,是因为即使单纯计算国家间的资源差距,也并不一定是总量大的国家一定会最终战胜总量小的国家。但若仅从经济层面出发,人力与物力资源更为雄厚的一方往往必然占据更大的优势。
但是,这里有一个很致命性的前提,即一国可否将其可挖掘的国家潜力(尤其是战争潜力)有效调动起来,以及调动潜力的速度是否够快(即从和平时期经济转入战时经济模式)。如果无法做到这些,那在各种物资消耗量惊人的战争时期,恐将导致战败。
纳粹德国入侵苏联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悍然入侵苏联。熟悉历史和经济的人都知道,苏联曾是当时世界第二工业大国。不过,二战爆发后,德国本国军火生产量增加约60%,德国在法国、波兰、捷克等占领区内掌握的工厂也在为德军提供各种装备。从总量上来说,德国的工业基础产量一度超过苏联50%有余。对于德国这种体量的国家来说,能够在短期内大幅度提升工业产量,甚至暂时超越苏联,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事情,其也是希特勒敢于入侵苏联的“资本”之一。这与花熊在《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将与中国发生怎样的碰撞?(一)》一文中提到过的道理是一样的,纳粹德国通过对他国的侵略扩张版图,从而将那些国家的资源与劳动力收入囊中,为己所用,从而提升了综合国力(尤其是军事力)。
从这个角度来想,对苏开战时的德国所投入的人员、装备、物资等远超过其入侵波兰或法国时的规模。
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妇女也被动员起来生产军事装备
不过,这是否说明名为“德国”的这台战争机器完全被开动了起来么?花熊以为这恐怕未必。
遭到德国入侵后的第五天,苏联最高苏维埃发布了“关于战时职工工作时间制度”,基本实现一天24小时三班倒,全天都有工人进行生产,同时还加大了加班力度(特别是很多无偿加班);11月时成立了多个经济委员会,调整下属各企业、工厂等的生产领域,由此前的生产民用品转为武器装备;到1941年下半年,苏联的坦克产量已经比上半年增加近两倍,飞机产量增加约六成、火炮产量增加两倍多……
而且,苏联经济由和平状态转为战时状态的速度不仅快,其还十分全面与彻底。无论是直接生产军工产品的工厂,还是为这些军工厂提供原材料与半成品等的相关企业,其都大大压缩了生产与之无关的产品的规模,例如娱乐产品、奢侈品、家居产品等。也就是说,整个苏联在卫国战争中的经济与生产基本实现了将产能完全投入至为战争服务的领域。在这一领域外,只保留维持人类生存所需的最低限度而已。
T-34中型坦克群成为了苏联红军滚滚铁流的标志,其背后是战时经济的支撑作用
反观德国,直至1943年1月,其国内与军事领域无关的工厂数量依然远超过军工厂,且基本都维持8小时工作制,大量与战争毫不相干的产品占据着德国大量的产能。一个最为直观且讽刺的例子是,在德国与英国的“大西洋之战”中,福克-武尔夫公司的FW-200型巡逻机因优秀的远程巡航能力而备受青睐,成为德军在大西洋上空搜索英国船队,并为德国海军U艇部队指示目标方位的重要力量。而FW-200飞机因产能不足,长期无法满足德国海军需求。但是,在生产军用型FW-200时,福克-武尔夫飞机公司却还在向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不断地供应着民用版FW-200客机……
事实上,直到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失败后,德国才终于将国家经济生产体制转入战时状态,调整工人的工作时间制度;各大工厂将更多产能投入于为战争服务;削减和叫停那些与战争无关的生产与经营……到了1944年上半年,尽管德国本土遭受着盟军轰炸机越来越沉重的打击(尤其是“千机大轰炸”的出现),但其军工产能依然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大幅度增长。无论是坦克、飞机、大炮等工业成品,还是金属、冶金、橡胶一类的战略物资半成品生产,亦或是合成燃料的产量,都有着十足的进步。
盟军的战略轰炸摧毁了德国战时经济的增长势头
不过,从时间上来看,与战争伊始就迅速转为战时经济状态的苏联相比,德国的经济转变进行得太迟了。当德国人在东线战场上在莫斯科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等失败后,沉重的人员和物资损失使其终于认识到自己手中的资源早已不足以“任性挥霍”,从而必须精打细算并有效利用时,战败的趋势却早已出现。
花熊以为,尽管在1944年下半年,随着盟军对德国本土轰炸目标的调整,以及力度越来越大,使得其军工产能的高峰状态未能持续下去就遭破坏。但是,从德国1944年上半年的生产表现来看,足以证明这个国家在之前的时间内根本没有完全、彻底地对工业生产潜力进行深挖!因为早在1939年德国选择挑起对外侵略战争之时,其就应该做好完备的准备,或者起码在两年后选择对苏联这样一个“巨人”开战时,要做到“倾尽全力”。等到1943年颓势出现才使出全力,其已经无法阻止战局的不断恶化了。
美国等国对苏联进行了大量物资援助,图为苏联红军装备的英国坦克
当然,德国在与苏联的战争中最终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国家体量上的天然差距、战争的非正义性、领袖意志与团体的盲目乐观和冒进思维、美国等国对苏联的大量物资援助、苏联红军和人民的英勇无畏、冬季来临对德军造成的巨大影响……等等。而即使德国在战争伊始就全面实施战时经济政策,得以更早地在战场上投入更多的技术装备,其也未必能改写战败结局。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在面对一个“战争状态”更加彻底化的德国时,想要打败它的难度和同盟国所付出的时间与其他代价都必然更大。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中国和美国。同美国一样,今日的中国也是排名世界前列的工业大国,“made in china”在全球几乎随处可见。对于中国,想必人们丝毫不会怀疑一点,即无论是和平时期生产民用产品,还是在战争时期生产军事装备,巨大的产能都是中国令世人叹为观止的一大优势。不过,产能虽大,但产能转换速度如何呢?在花熊看来,这正是中国相对于美国的不足之处。
日本川崎重工为海上自卫队生产的“苍龙”级潜艇
与中国绝大多数军工企业“专心本职”不同,包括美国在内,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一些大企业或大公司往往带有浓厚的“军民两用”特征,如既造客机又生产战斗机等军用飞机的美国波音公司;生产汽车和各种家用品,同时也为自卫队提供装备的日本三菱重工与川崎重工;专注化学能源、电子电器、通讯与服务等领域,同时也为韩国军队生产坦克、军舰、导弹等装备的三星公司与LG集团……等等。事实上,这种“亦军亦民”的公司形态所带来的一大好处就在于它们能够在战争爆发后,短期内将生产模式转入战时经济,同时将原有的绝大部分民用产能转变为军事,成倍扩充军事产能。
时间不等人,战争时期更是如此,战况随时在变,战场消耗一刻不停。以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又称“赎罪日战争”)为例,美国为了支援以色列,进行了大规模的军火运输。短短20天的战斗下来,美国国内的M-60主战坦克库存量下降了50%,“陶”式反坦克导弹的储备总量更是下降了90%。
第四次中东战争中被击毁的以色列军队坦克,来自于美国的援助
一方面,这说明现代战场和激烈的战况对高技术装备的需求量巨大;另一方面,其更是对军工产能的巨大考验。毕竟,这场消耗剧烈的战争还只是发生在远离美国本土的中东地区,且双方参展军队规模相对有限。假设美国直接面对着一个实力与体量同自己近似的战争对手,那武器装备和其他战争物资的需求量更将是一个无底洞。
从现代战争的角度来看,武器装备的先进程度与复杂程度往往是成正比的,想要令一个只生产过电视、洗衣机、电冰箱等民用产品的工厂从零开始快速转变,去生产战斗机、导弹、坦克等精密度极高的技术装备,于短时间内是很难做到的。不仅是生产线的调整,工人的初始培训和重复培训往往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大型企业尚且如此,若战争需要的话,一些类似家庭作坊式的小型工厂往往也会被要求转产符合军用标准的物资与装备。可想而知,它们从接触到足以产出合格产品所需要的时间只可能更长。
国内某民企的冰箱生产线
因此,虽然一国的民间企业数量和民用品生产规模一般都要远大于军工企业,但在和平时期就让企业的部分产能性质涉及军事领域,让军用品工艺和军用标准得以被更多工厂和工匠所掌握,有助于在军事装备需求量短期内爆发性增长时满足军队所需。
需要注意的是,战时经济的作用对象并非仅局限于本国发生战争的时候。事实上,和平时期的大规模海外军事行动和类似“代理人战争”中,战时经济亦可发挥重要作用。
美国作为世界霸主,其海外用兵、对外军事援助和“代理人战争”从未停止过。因此,美国在和平时期也需要维持一批能够迅速转产军用装备的民间企业作为“预备役力量”。而韩国和日本等国,其有限的军事力量规模与武器需求量决定了一点,即和平时期企业若只生产军用装备的话,必将很难养活自己。所以,三星、LG、三菱、川崎等才会保持“亦军亦民”的性质。
民营企业代表展示他们生产的水陆两栖作战背心
至于中国,民营企业逐步进入军事领域,我们大都认识到其将打破军工企业“闭门造车”的现状。但花熊以为,还有一个不太为人们关注的原因,即中国很可能认识到了自身战时经济转换速度与美国的差距。
美国《防务新闻》发布的《2016世界最大100家防务公司》中,类似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通用动力、雷神、诺思罗普格鲁曼等美国公司无不是同时涉及军民两大领域。如此看来,其战时经济的转换速度与规模相对于中国无疑具有巨大的优势。从这个层面切入来看,花熊以为近年来中国许多民企被鼓励更多地参与到军用产品的研发与生产工作中,大概正是有这方面的考虑。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发展,我们必然要“走出去”,从而将实力和影响力投射到全世界。在这一过程中,军事力量肯定要服务于国家所需,有所增长。如此,才有能力更好地保护中国海外利益。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中国军队当前的部分技术装备(尤其是高科技装备)的数量与质量,同中国的海外影响力和崛起速度是不完全匹配的。在与美国这种量级,且经营海外多年的对手竞争时,很容易居于劣势。
国产“枭龙”装甲越野车,已装备特警和武警等部队,出自一家民企之手
在这里,花熊并非想说中国未来或将与美国爆发军事冲突,因此才需要提高战时经济转换速度。我们一直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这个原则不会轻易动摇。但是,和平发展与走向世界也是需要有相称的强大军力作为保障的。当前,既然中国在这一领域与美国相比劣势巨大,且我们处于对外发展关键时期,那军事力量建设规模的扩大与追赶也是必然之路。因此,以鼓励民企参与军用产品研发生产为起点,如何才能迅速填补中美在战时经济领域的鸿沟,将是中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得不解决的课题之一。
在看清楚中国与美国相比的不足之处后,下一期,花熊将会把重点转回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身上,讨论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或将利用自身优势从哪些方面展开对华博弈,以及中国可如何着手应对。承蒙各位军迷朋友的厚爱,花熊会继续努力,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谢谢!
花熊说军事”。与“军迷趴”不同,“花熊说军事”将紧跟时事热点,解读大国关系和武器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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